明朝政斧对于煤炭的生产一直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，因为煤炭的供应不但关系到经济的发展，甚至可以上升到维持社会稳定的高度上去。

中国民间传统上都是使用木柴或秸杆作为燃料。如果仅仅是维持家庭做饭的需要，则田里产出的秸杆，加上少量的薪柴，也就足够使用了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烧砖、冶铁、酿酒、烧瓷等等产业都需要大量地使用燃料，这就使燃料供应出现了危机，薪柴价格不断上涨，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成本。

此外，由于大量砍伐薪柴，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植被破坏、水土流失的情况。有些地方的青山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从皇帝到各级地方官吏都开始重视矿物燃料的使用，以官办和民办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煤炭的勘测和开采。

例如，在嘉靖年间，四川马湖府有位名叫完素的郡守苦于“万室之国，斧斤相寻，则南方之薪不可继……百姓病之”，于是组织人手在府治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煤炭勘测工作。嘉靖四年三月，勘测人员终于在一个叫新滩溪的地方找到了煤炭矿藏，完素大喜，亲自前去视察，还摆上了供品去祭煤神，随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。

当时，马湖府的百姓还不习惯于用煤做燃料，于是完素又专门在府衙的东西大门之外架上煤炉，派专人向百姓演示煤炉的使用方法，“自是煤火万千，无复有艰薪之患矣”。

丰城是南昌府治下传统的产煤县，采煤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，在宋人谢维新的笔记中曾记载道：“江西路丰城、平乡二县皆产石炭于山间，掘土黑色可燃，有火而无焰……”到了明代，丰城全县已经拥有数十处煤窑，只是受勘探技术的限制，这些煤窑的产量还十分有限。

古代人对煤炭的勘探知识，主要是来源于实践。负责勘探煤藏的专业人员被称为“煤师”，他们寻找煤炭的方法，一是观察石层，二是查矿苗、辨土色，三是视草木。

例如，当时的人已经知道“凡脉炭者，视其山石，数石则行，青石、砂石则否”，其中“数石”是指页岩，“青石”为石灰岩，“砂石”为砂岩。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当年的煤师对于煤层的围岩姓质和沉积规律已经有所了解了。

但这些基于经验而形成的勘煤技术，在苏昊眼里，就显得太过粗浅了。也正因为当年的勘煤技术有限，所以丰城的采煤业虽然一直都未间断，但发展却十分缓慢，每年产出的煤炭也就够城市里一些大户人家冬季取暖之用，间或有一些烧石灰、冶铁的作坊采购一些。由于产量低，煤炭的价格也居高不下，影响了其使用的范围。

苏昊在下乡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些情况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。如果能够找到一两个大煤田，加大煤炭的产量，那么不但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，整个丰城县，甚至于南昌府、江西布政使司的百姓，都会因此而受益。

苏昊做事情，总是要考虑其对国家、对百姓的意义，这也是他前世作为一个国家级专家而养成的习惯。但戴奇、陈观鱼等人就没这样大的理想了，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件事对于自己的价值。一个年产1000万斤煤炭的大煤窑，扣掉矿税、工钱、物料损耗以及打点各方官吏的支出，最终起码也能落下几千两银子的利润。自己在中间不管是拿半成还一成的分红，那也是好几百两。

按照明朝中央政斧的规定，像戴奇这样七品衙门里的书吏，一个月的薪俸是一石米，其中只能提取3斗，余下的部分要折成宝钞，而宝钞早已贬值到马里亚纳海沟里去了，拿来当手纸都不够用。各地的衙门知道这点钱不足以养活下属，于是便会想方设法给下属增加薪俸，饶是如此，戴奇一年下来的薪俸也就是三四十两银子，如果不是能够在工程中捞点回扣，一家人都要喝西北风去了。

现在，苏昊一个点子就让他一年多了几百两的收入，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，这样的收入是不会减少的，这样的好事，普天之下上哪找去？

钱帛动人心，在开完会议之后，陈观鱼、戴奇便像打了鸡血一样狂热地行动起来了，一个去搜罗挖煤的工匠，一个去办理开煤矿所需要的执照。陆秀儿和苏小虎两个人在这些方面都没有经验，只能给陈观鱼跑腿打杂，却也被支使得团团转，陆秀儿终于不再惦记她卖茶叶蛋的那番事业了。

在与苏昊进行了充分交流之后，戴奇执笔撰写了一份申办煤窑的报告。在预计的产量方面，他在苏昊的计划基础上打了一个对折，声称年产大约在500万斤左右。这样写一来是避免万一苏昊预测有误，实际采不出这么多煤，二来则是可以有效地规避矿税。

矿税的标准是按煤窑的生产规模计算的，至于实际的产量是多少，官方的监管人员也只能是简单地估算一下，不可能看得那么准。更何况，等监管人员来了，戴奇自然有大大的红包送上，届时就算1000万斤煤就堆在监管人员的鼻子底下，他也会视若不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