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争，主要拼的是实力，既包括军事实力也包括政治实力，而不能过多寄希望于什么奇谋妙计。比方说原本历史上袁绍的失败，必须在正视其军力占优的前提下，同时也注意到他内部政治格局的腐朽，要不然就不会有许攸降曹；而曹操的胜利，在考虑到曹兵数量居于劣势的前提下，也不可忽视其内部的团结一心和军队素质相对较高——五千军奇袭乌巢，被敌人逼到身后仍能顽强作战，直至攻入垒中到处纵火，估计袁军就很少有部队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故而官渡胜负，源自于总体实力的对比，而不是简简单单地一条烧粮之计。

而就目前在太原南部五县的战斗来看，是勋各方面全都居于明显的劣势，又何来妙计可以挽回？首先是兵数不足，其次是初得五县，人心未附，并且他要以河东一郡对敌并州一州，前有高幹，后有郭援，在既没有外援，河内曹仁又指望不上的前提下，就算天降诸葛孔明，那也难有胜算啊！

除了撤退，还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吗？

召集将吏们商议的结果，也是如此——终究包括曹性在内，目前是勋的部下之中并没有疯子。然而问题在于，该怎么撤呢？

高幹亲率两万大军来攻祁县，对于祁县城本身的防御力，无疑他要比初到贵地的曹军清楚多了，即便不计伤亡地猛攻，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便即攻破城壁，收复城池。所以高幹一定会寄希望于上党郭援的从后夹击，在郭援尚未抵达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希望能够牢牢地牵制住是勋，不使其全身而退。

包括此前派遣商曜来劝是勋退出五县，承诺不会追击，曹营中没人信高幹的话——要是追则必胜，傻瓜才不追哪。

所以是勋想在敌前撤退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个措置不当，就很可能导致全军崩溃。然而不撤也是不可能的，仅仅在高幹面前撤退，起码不致于全军覆没，要是等郭援从后面赶上来了，那时候想撤都撤不动啦，肯定会被包了饺子。

曹性的建议是，再守两日——根据距离和通讯来判断，郭援还不会那么快就来——等高幹先来攻城，然后他便率领麾下骑兵，找准一个合适的机会发起一次强力反攻，要是能够暂且逼退并州军，就有机会全师而返。张既曾建议召唤呼厨泉、去卑东进策应，但一来通讯联络很难保证同步，二来对于南匈奴也不可过于信赖，故而这条意见最终被否决了。

肯定要派人去联络南匈奴的，要是是勋撤了，他们不撤，就必然被并州军抄了后路。呼厨泉、去卑的死活，是勋并不在意，但他们在平阳等四县还留下了数万族人，要是主力被歼灭，甚至被迫转投袁氏，那几万匈奴人就会变成河东郡内巨大的隐患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炸。因而，是勋虽然不寄望于呼厨泉前来相救，却也希望他起码能够自保。

曹仁东援官渡的消息还没有传到祁县的时候，是勋盼着高幹越晚攻城越好，但如今却反倒希望他赶紧发动攻势，己方好寻隙反击，然后弃城闪人。当然啦，曹性的反击是不是能够成功，能够奏效，那也还在未知之数，并无十足的把握。

是勋再次登上城楼，手扶城堞，眺望着忙忙碌碌做攻城准备的并州军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。但他本无统率大军之能，更无临阵机变之才，想得越多，反倒越是没底，最后只好狠狠地一拍城堞：“唤仲达来！”

是勋干脆把军事指挥的全权都委托给司马懿了——即便那还是年轻识浅、初上战场的司马仲达，他也觉得肯定比自己靠谱。对于自己不熟悉、无天分的领域，与其无原则地自信，还不如干脆放权，信赖他人哪。

下城后返回衙署，天色渐暗，是勋干脆把成败胜负全都抛去脑后，默默数着绵羊，蒙起头来睡了一大觉。第二天一早起身，就开始指挥小吏们整理公文，琢磨琢磨什么东西必须带走，什么东西先带在身边，情况不对的时候可以扔掉。

一整天就这么着晃过去了，相关公文、行囊早就准备完毕了，然而是勋闲不下来，一闲下来就难免心里发慌，所以到处没事儿找事儿，甚至还装模作样地指挥着仆役，把衙署内外都打扫了一遍：“主人将返，岂可零乱以对？”他这种行为反倒无意中增强了属下的信心——主公如此笃定，此番后撤，定然是无虞的。

忙到天黑，又打算去洗洗睡了，突然有兵从城上下来，递上一支羽箭。是勋接过来一瞧，箭簇后方绑着一卷素帛——“高使君又来劝我走么？我倒是愿走，可惜……”解下来，展开一瞧，却见上面是一笔银钩铁划的隶书：

“牛马走阳曲郭某，再拜言，死罪死罪。侍中阁下：曩者两国交锋，家严客寄于阁下……”

啊呦，原来是郭淮派人射进来的箭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