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勋在太学里讲课，首先尝试强化学生们的“国家”概念。

因为这时代的士人并没有完整的国家概念，更不知道什么叫“爱国主义”，他们往往只有家族的概念，在大多数士人眼中，所谓汉天子，不是国家的代表，而只是天下最大家族的代表而已。明朝人能说“国家养士百五十年”，汉朝的士人可说不出这话来。他们只会想，是因为家族在地方上或朝廷中有势力，我才能或被荐举或因萌荫而入仕，除了自身的努力外，出人头地全靠家族支持。国家？给了我什么好处了？怎么就养我了？

儒家讲忠君，但初期的忠君思想又与后世不同，忠于君其实可以等同于“忠诚于上级”，对于士人来说，他所要忠的是上级的卿大夫，卿大夫所要忠的是上级的诸侯，诸侯所要忠的上级的天子。一直到汉武帝搞“大一统”，才开始告诫臣民，你们层层忠君是应该的，但更应该忠于我这个天下之最大君。可是逮至汉末，这一思想也并没有彻底地融入人心——这时候的官僚与其属吏仍可君臣相称，便是明证。

故而，是勋首先要把国家立起来，把天子作为国家的代表，要求士人们以忠于天子为表象，以忠于国家为实质，希望从思想上铲除掉家族利益这根毒苗，从而阻止门阀世族的继续扩张和腐烂。

所以他说“先知爱亲，然后及于爱人，及于爱家，及于爱国”，不提天子；又说“爱于家，及于君，至于国”，把“君”（可以是上级，也可以是天子）放得比“国”低一层级。

只有培养起了士人的国家概念、爱国理念，才能提升凝聚力，抵御将来可能会汹涌杀来的外侮。至于个人价值、思想自由那类玩意儿，现阶段还根本谈不上，那些新思潮只会加大离心力，在摧毁家族之前，先把国家给搞跨喽。

他这在太学的第一堂课，简明扼要，才不过讲了半个钟点儿而已——肚子里货色有限，再多也讲不出来了。然后端起水杯来润润嗓子，就开始让学生提问。太学生们都觉得挺新奇，那时候除非上小课，否则老师很少花太多时间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——好比郑玄在高密五日一开讲，就压根儿没有问答环节。

学生提问，对是勋是一次挑战，因为他本身既不是思想家，也不够纯粹的学问家，所长之处，只有口舌之利罢了。但是面对那么多学生，你不能总靠诡辩蒙混过关啊，总得抖点儿干货出来啊。因此他事先声明：“子曰：‘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’圣贤尚且如此，况我等耶？”

完了又抄袭韩愈的《师说》：“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‘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’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卿等若能难我，非我不贤，是卿等有专攻也。我不能答卿等，非我不足为师也，是卿等已可出师也。不拘何惑，尽可问之。”咱有言在先，你们有什么疑惑尽管提，但我不一定答得出来。

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太学生里真正有思想的其实也凤毛麟角，很多人只是死抠经义，被是勋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，某几个谈了谈孝道，论了论忠君，倒也不出是勋的意料之外。基本上，他这头一堂课，算是比较顺利的。

但即便如此，上完了课下来，还是满头的汗，连嗓子都有点儿哑了，转身就对许慈说：“今日始知为师之不易也。”然后当着学生们的面，直接把手里捏的那本《孝经》递给了诸葛瑾：“相赠与卿，且勤学之。”

诸葛瑾感激莫名，毕恭毕敬，双手接过。很快，这小子就被学生们给包围起来了，人人伸手，都想摸摸看这本书，琢磨琢磨，究竟是怎么装订起来的哪？

诸葛瑾是聪明人，他常来常往是勋府上，很清楚是勋建坊造纸和打算卖纸的事儿，所以当着同学们的面，极言用纸的方便，并说：“此乃故兖州刺史曹公家坊所制，其质为关东之冠。”是勋早就关照过他们了，我也就跟荀彧、钟繇这些朋友们老实交待是自家作坊，你们可别到处去乱说，别人问起来，就报曹德的名头。

造纸，那是为了自家的习惯，也为了文化更方便传播，要是能卖钱充实一下腰包，当然更好，他可并没有想在史书上被写成蔡伦第二。

是勋这一段时间大是悠闲。侍中一官，本为散职，供皇帝直接指使，武帝后逐渐成为别职的加官，得入禁中奏事，逮魏晋而权同宰相。但是勋脑袋上只顶了个侍中的名号，并没有本官，所以仍然只备顾问而已，换言之，不顾不问则啥事儿都没有。

估计上回喋血德阳殿，把刘协给吓着了，所以这些天一直没有下旨召见是勋。是宏辅乐得清闲，在家里读读书，去太学教教课，偶尔过问一下造纸和刻经的进程，或者装作偶遇，去跟甘氏闲谈几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