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。

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，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，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，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，是军阀政府的帮凶。

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，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、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。

但是出于私情，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。

1925年4月，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。

“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，也尝煽动青年冒险，但有相识的人，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，怕见他冒险，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，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，然而终于无法改良，奈何不得——姑且由他去吧。”

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。

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，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，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，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。

后来只能离开北平，远走武汉，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

这一时期，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。

周作仁在《新中国的女子》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，并称“‘五四’是解放运动的开头”，“‘三一八’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”。

朱自青当日就在现场，他写了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，详细记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。

他说：“这在北京是第一杀！”

北平的《京报》出版《首都大流血写真》特刊，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，印刷三十万份，以“唤醒各党各派，一致起而讨贼”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

与此同时，林子轩离开北平时发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来。

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政府会犯下如此暴行，现在看来却不由得让人心惊。

林子轩叮嘱过平禁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万象书局要站在学生这边，所以万象书局的报纸和杂志刊登的都是抗议北洋政府的文章。

正是三一八惨案，导致段祺睿政府倒台。

1926年4月9日，鹿中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睿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******。

段祺睿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，执政府倒台。

4月17日奉军占领北平，奉军进京后查封《京报》馆和一批进步报刊。

《京报》创始人邵飘平于4月26日清晨被奉军秘密处决。

张学梁派奉军闯进北大、女师大、中俄大学等，大肆查禁书刊，搜捕反对人士。

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他们刚刚打倒了段祺睿，还没来得及欢呼，却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。

张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为残暴，北平处在极为恐怖的氛围之中，包括鲁讯在内的不少社会名流都上了通缉的黑名单。

鲁讯不得不辗转山本医院，德国医院，法国医院等处避难，到五月才返回寓所。

正因为如此，鲁讯在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年时光的北平，南下谋生。

和鲁讯有同样选择的人不在少数。

随着这批文人的南下，中国新文学的阵地从北平逐渐转移到了上海，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全新的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