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平还是那个北平，不过林子轩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子轩了。

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，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。

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，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，讲了一通大道理，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。

这样做并没什么错，他和徐至摩是同学，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。

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，但礼不可废，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，尊老是中国的传统。

这一次，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，却和蔼可亲了许多，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，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。

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，浮浮沉沉数十载，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。

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，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，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，改革派。

时代变迁，几十年过去，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，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。

这几年，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，宣扬传统文化。

1918年，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，经过一年多的观察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，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，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。

于是，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，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。

在这方面，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。

他愿意提供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，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，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。

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。

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，担心林子轩太年轻，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，特意叮嘱一番。

“我活了这么多年，看明白一件事，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，都有私心，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。”梁启朝总结道，“不要相信他们，咱们还是要靠自己。”

林子轩点头答应。

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特别是国家之间，利益才最重要，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，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。

他和徐至摩离开。

经过年前那场“联俄仇俄”的争论，徐至摩名满京城，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，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。

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，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。

在《晨报》报馆被烧的事件后，徐至摩沉稳许多，做事更为内敛了，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，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。

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，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，误导青年。

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，说出的话更有分量，能影响到更多的人。

越是如此，越要谨言慎行。

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，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。

此人叫做李达钊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，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，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。

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，并写有《庶民的胜利》等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