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，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。

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，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。

1924年4月25日，他来到八道湾11号。

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，和他一起的还有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孙福园。

孙福园192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《晨报》副刊的编辑工作，人称“副刊大王”。

在主持晨报副刊时，鲁讯的《阿q正传》即在该报首次连载。

还发表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，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。

可以说，《晨报副刊》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。

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，对鲁讯尤为敬重，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。

当然，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

林子轩的那篇《中国的礼仪在哪里？》就是孙福园刊发的，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。

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，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，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，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。

所以，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。

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，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。

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，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，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，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。

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。

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，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，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，批判西方文化，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？

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，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，是对泰戈尔的误读。

然而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，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。

他在《泰戈尔与金钱主义》一文中又借“北京有人说他”的话，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“是一个政客，不是诗人”。

“泰戈尔的和平运动，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、服从、牺牲，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。”

其实，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，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，他是一个爱国者。

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，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，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“帝国主义的说客”。

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。

在谈论中，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，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，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，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。

他穿着和服，坐在地板上，喝着茶，声音不高，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，一派名士风范。

这一年，周作仁三十九岁。

谁也不曾想到，二十年后，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，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

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，一步走错，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