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，以笔名淦女士在《创造季刊》与《创造周报》上发表《旅行》、《隔绝》和《隔绝以后》等小说。

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，震动过许多读者。

这几位女性可以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的女作家，她们所写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的“问题小说”。

林子轩不由得想起那位喜爱拍电影的丁灵。

丁灵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，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，比如《梦珂》和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。

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，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。

那就是小说的散文化，她小说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，自然而然，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，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，从而成为“萧红体”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。

至于张爱灵，她是海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。

她的小说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，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，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。

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，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。

1923年12月10日，《新月》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。

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，是束缚了新诗的“自然”和“自由”，是新文学的倒退。

也有人赞成，诗歌之所以不是小说，不是散文，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，有节奏，不能太过散漫，没有约束。

这其实就是“自由体新诗”和“格律化新诗”的争论。

郭沫偌的《女神》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，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，诗节、诗行长短无定，韵律无固定格式。

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。

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，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，有韵律，有音乐性。

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。

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，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，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，自由诗占据了主流。

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，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。

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，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，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，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，诗人也不值钱了。

鲁讯在1934年说过：“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，也究以后一种为好，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。没有节调，没有韵，它唱不来；唱不来，就记不住；记不住，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，占了它的地位。”

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，因为没有韵律，所以读者根本就记不住。

在这一期的《新月》杂志上，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，虽然诗写的一般，但却是一位颇有家庭背景的女诗人。

因为父亲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，林徽茵在北平颇有名气。

林子轩给了她特别的推荐，培养她成为《新月》杂志的代言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