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人对头发的坚持，其实是对于孝道的尊重。每一个孩童启蒙的时候，都会学到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可轻毁”。所以洗发、理发必须要看黄历，自残自戕更是不被认可——所以落发出家历来被视为“不做人了”。

进一步分析头发与孝道的关系就能知道，“受之父母”的意思并非说父母给予，所以不能轻毁。而是指：身体发肤就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。一旦轻毁，并非你个人受伤，而是伤及你的父母。

华夏文明的基石就是孝道，这是远古时代为了维护族群秩序而留下的烙印。只要伤及父母，这仇恨就是不共戴天之仇。

理论如此。

实际上，文化层次低的普罗大众并不知道有如此之深的联系，他们更多的是出于民俗和习惯，从而坚持戴发。一旦进入周围人都是短发的环境，出于从众心理也会一样跟着断发。这世上为了吃一口饭而剃发出家的人不知凡几，由此可知剃发并非绝对不能被人接受。

朱慈烺没有用权力手段推行剃发，但是收到的效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如果将士们对于短发没有太大的排斥，为什么江南百姓为了保全头发付出了那么深重的代价？

深入思考之后，朱慈烺得出结论：穷人剃发是为了吃饭，而且必然是出于自愿。换做有饭吃、或是剃了发也没饭吃的情况，当然不会有人愿意“自残”。如果是以屠刀强迫他们剃发，这其中又有“刑罚”的意味，更没人肯剃发。

这个结论可谓喜忧参半。

喜的是，军中的军容和卫生能够有所改善；

忧的是，自己这种行为恐怕又要触动士人阶级的某个点了。

果然，皇太子“自刑”断发的事传到了济南，引发了皇帝行在的剧烈震荡。

震荡波及南京之后，在南诸臣更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战。

吴甡终于知道这位皇太子不会让他过得轻松惬意。

对于他这种万历后期释褐的官员而言，按时上下班已经很陌生了，但现在不得不找回当初刚刚入仕时候的感觉。然而作为官员还要加班，这恐怕在整个大明历史上都算是特殊时期，即便张居正大兴考成法的时候，加班也只是少数官员的偶然行为。

此时已经过了亥时，吴甡的职房里仍旧是灯火通明。他端着茶水，嗓音嘶哑道，“有人说殿下‘擅扣罪名，诽谤圣上’，无非就是抓住了‘朱氏之罪’这个把柄。只要能够将圣上的《罪己诏》抬出来，多少能够加以抑制。”

李邦华的年纪已经大了，但是作为都察院的掌门人，不得不亲自跟踪此事。他有心把李明睿调过来，但李明睿在按察使的位置上甘之如饴，整日钻研皇太子殿下十二岁时候的著作《原法》，忙着做法学研究，这一年里非但写了《商君书衍论》、《管子窥》，还就弘治年间的《问刑条例》做了大量分析。

如果不是《皇明刊行法》的订立需要有人帮忙，李邦华想要“偶遇”李明睿都不容易。

倒是右佥都御使李振声听得很认真。他本来是要去河南出任河南按察使，但因为河南的整肃工作还没完成，现在就由司法介入会影响工作效率，所以朱慈烺将他留在了济南行在。虽然名义上是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，但实际工作是副都御使。官场风传，只要回到北京，李振声很可能正式成为左副都御使，成为仅次于李邦华的都察院第二人。

“崇祯十七年正月的《罪己诏》有云：‘朕为民父母，不得而卵翼之；民为朕赤子，不得而襁褓之；坐令秦豫丘墟，江楚腥秽，贻羞宗社，致疚黔黎。罪非朕躬，谁任其责？’此可为殿下背书。”李振声果然不愧进士之才，对于一年前的诏书仍能信手拈来。

吴甡赞道：“善。‘罪非朕躬，谁任其责’，这是圣天子自罪之辞，皇太子以此自刑，可谓恰当。”

“时间太久了。”孙传庭微微摇头：“时隔经年殿下方才自刑，恐怕更为人诟病。”

蒋德璟沉吟一声，职房中所有人都望了过来。他有条不紊道：“孙先生所言有理，不过除此之外也再无可借之力。某以为，不妨先行铺垫。”

“铺垫？”

“不错。”蒋德璟盯着手中的青花瓷茶缸，道：“圣上第一次罪己诏是崇祯八年，因为凤阳沦陷事；第二次是十年，因为久旱不雨事；第三次是十五年，东虏入寇山东，鲁国之变；第四次是十六年楚国之变；第五次是十七年正月闯逆迫城。”

“这五次罪己诏，无非两桩事：天灾，人祸。若是再加以细分，人祸之中又有：失陷祖宗陵寝、失陷宗藩、失落社稷。”蒋德璟一一列举：“孟子所谓‘民为重，社稷次之’。而如今东虏以剃发令残虐我民，实在是比失落社稷更惨重的人祸。”

蒋德璟如此一说，就连貌似睡着了的李遇知都不由点头。

按照蒋阁老的逻辑，当初失落社稷时只认罪不自刑，是因为程度尚且不足。因为大明并未覆灭，仍有夺回江山社稷的可能性，所以也没必要自刑。然而现在东虏残虐黎民，已经是既成事实，而程度上尤甚于失落社稷，所以不得不自刑以谢天下。

“诚如殿下所言，天子不可被刑。由子代父，实乃大孝。”吴甡点头同意：“咱们得在舆论上将殿下断发与缇萦救父联在一起说。”

缇萦救父从汉文帝时候流传到今日，可见孝名威力之重。只要突出强调了“孝”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无论谁都只能仰视。